首页  >>>  傈僳族研究  >>>   民族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民族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本文由 发表    2012-7-20 14:34:29  来源:
黄忠彩、甘玉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是中国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成功而曲折的。民族政策的目的是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必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国研究制定民族政策始终立足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这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是中国民族政策成功的原因所在。研究制定民族政策的方法亦从这两个基本点及其结合中引出。多民族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民族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一、民族政策研究与制定的历史与现状
  

  民族政策,即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中国有56个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56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大陆汉族共1042482187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1.96%,另55个民族总计为91200314人,占总人口的8.04%。后55个民族人口相对很少,故统称为“少数民族”。中国的民族政策就是要协调和处理56个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问题。怎样依据正确的民族理论,怎样正确认识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更重要地,怎样把正确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任务。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走过了一条辉煌而曲折的路。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65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6年为第二阶段;1977年至现在为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族政策的系统确立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识别调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在了解中国各少数民族情况的同时和稍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根据一般社会主义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确立了在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探索出了与一般地区不同的社会改革政策。这一时期,围绕这些基本政策的实施和具体化,仅中央级政府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年),《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1952年),《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1952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的若干问题的指示》(1955年),《政务院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教育部、卫生部提出的全国少数民族贸易、教育、卫生会议的报告的决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复文教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问题的报告》(1954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1950年)、《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0年)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
  

  在一系列民族政策的制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地区社会改革政策的研究制定。
  

  民族识别指辨别民族成份和民族名称。从逻辑上说,先搞清了有多少民族和各民族的基本情况,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而且,承认不承认中国实际上已存在的不同民族,以及怎样承认他们,这本身已是一个民族政策问题。新中国建立前,除蒙、回、藏、满、汉等少数几个民族外,其他中国人或被认为汉族,或各有自己的称呼、多而乱。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认为中国没有许多不同民族,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国历朝代也从未进行过民族识别研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须经过科学的识别之后予以承认。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1953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福建、浙江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同年,中央民院向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派出达斡尔族识别调查小组;1954年,中央派出了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1955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广东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同年,又派出贵州民族识别调查小组;1956年,中央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甘肃、西藏等省、自治区也陆续派出了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各个民族群体的相互关系情况。在最后确定各民族群体归属和单一民族名称时,党和政府提出了民族识别的正确政策,这就是:既要把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认同等作为识别民族的科学依据,又要从民族团结出发,尊重各群体的意愿,广泛征求各群体人民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与他们充分协商;在考察民族特征时,既要对待识别的群体的特征的各个方面的表现程度进行科学分析,又要本着民族平等的精神,不过分讲究该群体的发育程度和民族特征的完整与否而在政治上区分哪个群体是民族,哪个群体是部族或部落。根据这样的政策,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务院从自报登记的400多民族名称中,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这38个少数民族,除已经公认的蒙古、藏、回、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等8个民族外,他们是壮、布依、侗、瑶、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国务院又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他们是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这样共识别认定了53个少数民族成分。加上1965年确认的珞巴族,1979年确认的基诺族,至今,国务院(前政务院)正式公布了55个少数民族族称。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成果。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一项最基本的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在这一阶段研究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曾经提出过用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口号,如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提出“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国前可以借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用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虽然中国在1947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但建国后在全国民族地区建立什么类型的行政区域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分析,中国党政领导人和民族工作者认识到中国与苏联情况有所不同,表现在:第一、中国历史上从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族人民形成了一股不可分离的凝聚力,而苏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历史要比中国短得多,直到15、16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第二,苏联在十月革命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民族是典型的压迫民族,而中国在解放前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国内存在民族压迫制度,但总的说来,我国各民族都是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和分裂中国的阴谋使我国各民族能够互相紧密地联合和团结起来;第三,苏联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比重大,在十月革命以前约占百分之十,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解放初只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第四,十月革命前苏联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而中国少数民族大都是同汉族杂居和交错聚居,或者是多个少数民族杂居和交错聚居。第五,苏联一些非俄罗斯民族聚居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相当高,而中国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一般落后于汉族地区,就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是不具备与整体脱离的条件的;第六,苏联在1905年至1917年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政治舞台上不仅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而且在无产阶级政党内也存在着民族主义的派别,而在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还停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本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政党还不可能产生,事实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之下的。这些特点说明中国不宜象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而应直接采取单一制,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一方面保障了各民族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又不致削弱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使统一和自治互相结合,相得益彰。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政策包括民主改革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两部分。这项政策的制定首先是基于1956年至1964年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这次大规模调查最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设立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协同工作。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8个调查组,有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民族工作干部及高等院校师生共200余人参加。各组调查了蒙古、藏、维吾尔、壮、苗、布依、瑶、傣、彝、黎、景颇、怒、傈僳、独龙、佤、鄂伦春、鄂温克等20个少数民族,整理出第一手资料1500万字。1958年,调查工作转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组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6个,新设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8个调查组。不派调查组的省,由各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文化部等有关单位的干部,分赴16个省、区的调查地点工作。调查组的人员最多时达千人以上。至1964年,调查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十几部。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情况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大约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地区社会结构和汉族地区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经济比较发达;有一千万人口的地区刚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处于地主经济不发达的阶段。第二类是,大约有四百万人口的地主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第三类是,大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度。第四类是,大约有60万人口的地区处于原始制度末期。在政治制度上,第二、三类地区的许多地方,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政教合一”制、“门宦制”,王公贵族统治的盟旗制、土司头人制、千百户制、山官制等。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育层次的复杂多样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第一,和汉族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基本相当的少数民族农业区,包括回、朝鲜、壮、满、维吾尔、苗等族和蒙古族的大部分,采用了和汉族地区土地改革大体相同的办法,将地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办法,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赎买的政策,一些被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工商业,一些被改造为国营的工商业。这一类地区的民主改革大体是在1953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1956年前后完成的。
  

  第二,对处于封建农奴制,主要包括藏,傣等族约400万人口的地区,和处于奴隶制,主要包括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的彝族约100万人口的地区,采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就是自上而下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只要他们放弃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接受改革,国家就采取适当办法,使他们在改革以后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这一类地区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晚一些。
  

  第三,对于还保留着原始制残余的,主要包括佤、傈僳、景颇、独龙、布朗、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部分黎族共约60万人的地区,则采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办法,就是不搞没收分配土地和生产资料,实行大力帮助和支持群众发展生产,解决生产中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团结教育民族上层人士,引导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建立集体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类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是在1958年前后完成的。
  

  第四,对少数民族牧业区,主要是蒙古族和藏族的一部分,以及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鄂温克族等族的牧区。这类地区面积大,包括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草原,藏北草原,甘肃南部草原,四川西北部草原,青海草原等,其经济主要是游牧经济。牲畜既是牧民进行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又是供给人们吃、喝、穿用的生活资料。由于牲畜是有生命的东西,改革必须十分注意保护牲畜正常稳定地生长和发展,不致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所以民主改革中采取了一套适合这些特点的办法,就是对牧主不进行激烈的斗争,不没收分配牧主的牲畜,只废除牧主、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通过互助合作道路,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对于牧主经济,主要采取办公私合营牧场的办法,给以合营的股金和每年分红,通过折股定息,逐步向国营牧场过渡。无论是群众或牧主,都允许保留一定的自留畜,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充之用。这类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大体在50年代末完成。西藏牧区则要晚一些。
  

  这四类地区,不管是哪一类地区,中央强调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改革必须在条件成熟之后再进行。改革条件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有了改革的迫切要求;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愿意接受改革;建立了稳固的人民政权;有了本民族的干部。如果条件不成熟,就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
  

  历史证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的执行,使各少数民族和平而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最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
  

  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地区社会改革这三项政策的制定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高度创造性和灵活性。从1949年到1965年的整个阶段,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工作都是辉煌的,除以上提到的三项民族政策以外,还有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政策、散杂居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教育、文化事业政策等的研究制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然,灿烂的阳光下也有阴影,这一阶段的民族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有失误的地方,尤其是从1957年后期开始,“左”的错误在民族地区滋长。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扩大化、平叛的扩大化、1958年的一股“民族融合风”1963年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左倾错误等对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产生了不好的影响。1961年召开的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和1962年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李维汉同志在1961年接连撰写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各民族解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等几篇文章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
  

  第二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的“低谷”期。这一时期“左”的错误登峰造极。第一阶段制定的民族政策被严重歪曲,甚至篡改,有的被搁置,名存实亡。进行新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更无从谈起。虽然有些地方,由于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保留了一些民族政策规定;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遭到了全面破坏。
  

  第三阶段是第一阶段民族政策的恢复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制定的重要民族政策文件、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的通知》(1979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1983年)、《国家民委关于慎重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问题的通知》(1986年)、《国务院批转关于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3年)、《地质矿产部、国家民委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利用地质矿产资源的联合通知》(1989年)、《国务院批转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报告的通知》(1985年)、《国务院批转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1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1989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1980年)《教育部、国家民委关于加强领导和进一步办好高等院校少数民族班的意见》(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1980年)、《卫生部、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3年)等等。关于民族政策的恢复,我们不多着笔墨。从民族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的新发展看,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的中心进行了正确的转移。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因此,民族地区的主要工作是经济建设。相应地,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也应该围绕着怎样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稳定发展这个问题上来。但是,在“文革”期间,盛行一种“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调,强调在民族地区大搞阶级斗争。谈不上安下心来研究建设问题、发展繁荣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民族工作顺乎大潮,很快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首位。这样,作为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政策研究制定工作也相应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工作重心的转移带动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的繁荣。国家和地方民族工作部门都设置经济工作机构,充实了经济学等专业的人才;一些研究所和高校也加强了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咨询;1981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族经济学研究会;一批民族经济政策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论著也出版了,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民族贸易概论》、《通向繁荣的探索》、《民族发展经济学》等。
  

  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在这一阶段对民族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做了很多工作。如1981年5月,国家民委、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11个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政策;1985年7月商业部进一步研究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问题,制定民族贸易政策;1987年,农业部和国家民委对中国牧区(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现状进行了面上的调查,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制定了牧区经济发展政策;1989年,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和国家民委在民族地区调查了100多个贫困县,并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产生了国发(89)62号文件,规定了有关政策;在“七五”和“八五”计划制定过程中,国家民委等部门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在这个新的时期,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政策研究部门也结合自己的情况研究制定了本地区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
  

  第二,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政策研究制定有了可喜的探索。改革、开放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地区也不能例外,必须把改革开放方针贯串到民族政策研究制定的内容中去。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牧区的改革政策。当全国包括民族地区的农业区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后,民族地区的牧区怎么办呢?经过试点和论证研究,结果在牧区实行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草场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正确政策。再一个是“双向开放”政策建议。双向开放指西部民族地区不仅要向国内的中部地区及东南沿海开放,而且要向邻国及相近国家开放。这项政策建议是根据民族地区的地理特点和其他特点提出来的。民族地区主要在中国西部,地理特征是多山、高海拔、多高原、盆地,与中国中部和东南沿海区域相对独立,自成一个经济区域。这个区域地下资源、森林、水力资源都很丰富,但加工业不发达,市场发育水平相对低,与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相比,各有所长,因此民族地区树立主动向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开放的意识是正确的。西部民族地区也是中国的西部内陆边疆地区,在国境线内外,有20至30个少数民族是跨界居住民族,或者说,境外也有与境内同一民族的外国人居住,民族或宗教信仰的相同或相近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协作提供了有利因素,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向邻国及相近国家开放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双向开放”政策建议已被有关部门肯定,在西部民族地区发挥着指导作用。这一时期,在民族地区所有制形式、经营方式、分配形式、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投资体制、企业、财政金融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政策研究中,都有很好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被提出来。这些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在试验,有的在进一步论证。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内容有了发展,并进一步法规制度化。1982年颁布的宪法,不仅完全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内容和条款,而且扩充了新规范,如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代表大会中,除实际区域自治的民族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等。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法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1955年就开始酝酿此法的起草,但事后不久被搁置,到1980年重新开始。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了由乌兰夫副委员长主持的起草领导小组。在起草过程中,起草班子广泛多次地征求从中央有关部门到各省、市、自治区的意见,通过多种形式座谈审议,反复讨论修改草稿。最后,于1984年5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十月一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扩大了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这方面规定主要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事业;等。在贯彻落实自治法的过程中,各地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制配套工作。许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制定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一些多民族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制定了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
  

  除以上三点主要表现外,在这一阶段,散杂居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政策、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宗教政策等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也有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民族政策的综合性研究得到了加强。1988年9月,国家民委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课题进行系统规划,分别委托有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已起到良好效果。
  

  总之,这一阶段的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有了全面进展。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使得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逐步成熟了。可以预见,在九十年代和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必定会按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政策体系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稳步发展。
  

  二、民族政策研究的特点和范围
  

  (一)民族政策研究的特点
  

  1、民族性。民族政策研究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主要是指民族政策的研究是围绕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性而进行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以及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是由各民族所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内容,以及民族发展的历史等因素决定的。例如我国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草原牧区的民族喜欢骑马、住毡房、喝奶茶或酥油茶等特点,是由于这些牧区气候寒冷、牧民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和历史传统决定的。而居住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山区的少数民族,在其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形成了喜靠水而居、住干栏、居洞穴、农耕、狩猎、采集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又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保安等十个民族,由于宗教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影响到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举凡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禁忌,都受宗教影响。因而,凡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忌食猪肉和动物的血,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变成这些民族的传统习惯。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和信仰小乘佛教的傣族,同样由于受宗教的影响,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并使本民族的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建筑、医学、乃至风俗习惯等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正是由于这种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鲜明特色。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民族的特点,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照顾民族特点。毛泽东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必须根据民族特点,根据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各民族的特点制定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自由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无视民族特点,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夸大民族特点,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例如在建国初期,由于当时少数民族干部尚未大量成长,不得不派相当数量的汉族干部到民族地区工作。但由于有些汉族干部不了解民族特点,不顾各种条件是否具备,采取了一些过早过急和简单化的措施,结果反而给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阻力,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如当时派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工作的一些汉族干部,出于单纯的阶级感情,不忍目睹那里买卖奴隶的现象,就曾经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奴隶买卖,结果不但未达到解放奴隶的目的,反而引起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类似事例,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发生过。针对民族工作中急躁冒进的错误,中央及时制定了“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并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并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决定当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工作步骤。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使得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开展得以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因而,只有充分认识民族特点,从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各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大量调查、深入研究我国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民族政策研究具有民族性的特点。
  

  2.地区性。民族政策研究具有地区性的特点,主要是指民族政策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各民族的具体实际情况和特点,同时,还要研究民族地区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实际情况,以及民族地区独具的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地区很广,仅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就占全国总面积的64.5%。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徒、屯田、移民戌边、朝代更迭等原因而引起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民族分布,形成了各民族又杂居、又聚居,互相交错居住的状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是:(1)地域广大,人口稀少,许多少数民族住在山区、高原、牧区和森林地区;(2)物产资源丰富,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3)大都位于祖国边疆;处于国防要冲。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由于这种分布特点,以及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致使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甚至在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也不平衡。一般说来,在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或者同汉族聚居地区相联结、相交错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同时又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经济上达到或接近汉族地区的水平。而远离汉族居住在边远山区或牧区的少数民族或一个民族中的部分,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有的长期从事渔猎经济,如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京族等。有的长期从事畜牧经济,如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裕固族和部分蒙古族、藏族等。有的虽从事农业经济,但仍沿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耕作方法,生产技术落后,还必须兼事渔猎或采集,如独龙族、珞巴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和部分苗族、瑶族等。因而,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十分复杂,具有封建地主制、封建农奴制、奴隶制,以及原始公社制残余等四种社会经济形态。概言之,可以说是一部四种社会经济形态并存的活的社会发展史。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制定并实施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政策。社会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民主改革:废除地主、牧主、农奴主、奴隶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废除依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超经济剥削,废除农民、牧民、牧工、奴隶、农奴对地主、牧主、奴隶主、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广大的农民、牧民、奴隶、农奴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必要条件。党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并在改革的时间、方法、步骤上,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大部分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同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方法和步骤。对于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宗教关系比较复杂,上层人物在群众中尚存在一定影响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时间较迟,采取一种比较缓和的和平协商、赎买和上下结合的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地区的这次社会改革取得成功。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改革不仅遏止了牧区牲畜自1936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而且扭转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初步实现了人畜两旺。全区牲畜的总头数由1947年的840万头,发展到1952年的1592万头,蒙古族的人口也相应有很大增长。社会改革的第二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在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之后,党又根据各民族及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单一的民族社和多民族联合社的不同方法,引导各族人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号召广大汉族同志支援民族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同时对生产资料入社,自留地(有些民族地区还特地留有蓝靛地、棉花地)、自留畜、自留树和社队规模方面,都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给予不同的照顾。因此,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今党又领导各族人民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第三阶段的社会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的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首先是在经济方面的经营管理体制上认真进行改革,重点是落实农村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要认真推行和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在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比汉族地区更加放宽的政策,使之更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这些地区农业干部的管理水平,使各族农民有了“权、责、利”。而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远民族地区的改革,采取更为稳妥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步骤,方针和政策。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使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其次是在不断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逐步实现农村生产商品化,大力促进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也不同,据初步研究,大致可分三类:(1)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民族地区。在经济上,解放前处在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并有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2)商品生产不太发达的地区。在民族内部虽早已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但由于我国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跟汉族结成了统一的经济整体,在民族内部并未出现独立的商人阶层,在解放前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3)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地区。解放前这些地区还存在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未出现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广大群众以经商为耻,缺乏商品观念。因而,发展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必须根据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目前已走上富裕道路、赶上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自然条件比较好,交通方便、文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或是一些杂散居地区。如云南回族沙甸地区和广西防城京族地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一般都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经营能力,早已跨进了商品生产的门槛,只要政策上放宽,税收、信贷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就可促进这些地区的农村走向专业化生产,实现生产商品化。而针对那些刚摆脱贫困,又拥有一定良好条件,却又未走上富裕的民族地区,以及那些条件差,环境恶劣,尚未摆脱贫困,未解决温饱的民族地区,国家和地方都根据其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策上放宽税收、信贷上给予优惠、以及扩大生产性贷款、降低贷款利息、增加一定的无息贷款、并对特困区在一定时期内减免税收、实行税利就地返还、增加投资等倾斜政策。使民族地区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发展,加速了其经济的繁荣。
  

  总之,民族政策的研究就是围绕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一切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因而,我国民族政策研究具有地区性的特点。
  

  3.综合性和交叉性。民族政策研究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民族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极广。主要包括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政策。这就使得民族政策研究牵涉的范围广、涉及的学科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民族政策研究非常注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进行民族政策研究的过程中,一般都要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发生交叉关系,并常常借用这些学科的某些原理、研究成果及有关资料进行研究。但是,民族政策研究的任务和侧重点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民族政策研究主要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各门具体科学对民族、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及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进行研究。比如,在研究民族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时,民族政策研究旨在探讨民族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诸因素对民族、民族问题的影响,及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基本途径,而不是一般地探索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发展规律,探索这方面发展规律的,却分别属于经济学、文学、艺术、教育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宗教学的任务。同时,在实际的民族工作中,由于民族工作本身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特点,因而,考虑到这一特殊性,国家分别在有关职能部门设置与其相适应的民族工作机构,以便更好地搞好民族工作,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比如,主管全国教育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设置了民族教育司、主管全国商业的国家商业部设置了民族贸易处、主管全国文化事业的国家文化部设置了民族文化司等与之相应的民族工作机构。这样一来,主管国家民族工作的职能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实际的工作中必然要与国家各职能部门经常发生交叉关系,使得民族政策的制定和研究均具有交叉性。因而,民族政策研究不仅具有综合性,同时还具有交叉性的特点。
  

  4.系统性和层次性。民族政策研究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这主要是指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总政策是一个宏大的系统,民族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且,民族政策本身又自成体系,形成了包括对各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具体政策的一个完整系统,使民族政策的研究必然具有系统性。同时,党和国家根据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结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和地区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样既考虑了民族因素,又照顾到地区的因素,完全符合我国各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和贯彻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障和监督的。根据宪法和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地区根据地区的、民族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政治权利,行使自主权和自治权利;并有权依照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在政治上、经济上、文教卫生等方面制定有关的与本地区、本民族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充分行使自治权利。这样一来,使我国的民族政策形成梯级性结构:既有作为普遍性原则适用于全国的中央级政策;又有带特殊性适用于区域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地方级政策。使民族政策研究具有层次性。例如:作为全国性的中央级政策,中央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实现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政策。而具体到各民族地区,却又依据当地的情况以及当地民族的特点实施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政策,如内蒙古自治区在1947-1952年,根据牧区社会经济的特点和蒙古族的特点,制定和实行了“三不两利”的政策,即“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废除封建特权,改革旧的“苏鲁克”制度(2);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放牧自由,扶助贫困牧民发展生产。使牧区的民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加强了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祖国的边疆。因而,民族政策研究还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的特点。
  

  总之,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性、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同时还具有民族性、地区性、综合性、交叉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二)民族政策研究的范围
  

  我国民族政策研究的几个特点从一个侧面阐明了民族政策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民族问题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政策,也基本上界定了民族政策研究的一般范围。
  

  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的民族情况、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具有本国的特殊性。因而,我国民族政策研究主要是指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然而,由于民族和民族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客观社会现象,各国对于解决各自的民族问题所实施的政策不一,且基于民族差异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广泛存在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交往关系之中。因而,我国民族政策的研究,不仅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一般原理的指导,同时,也离不开与世界民族和民族问题,以及各国民族政策的对比研究。这样一来,民族政策研究的范围就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民族政策研究的范围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方面在时间上,由我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来界定,包括对历代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所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研究。即:它既研究历史上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也研究现实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民族关系、民族情况、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变化而进行长期的研究,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所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民族纲领和政策。另一方面在空间上,既研究国内的民族政策,也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而制定和实施的关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纲领政策。
  

  总之,由于我国民族政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民族政策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民族政策研究又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因而,要精确地界定其范围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其基本情况和基本特点,在原则上大致划定其研究的范围。
  

  三、研究与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
  

  我国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族问题有过许多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论点: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有着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先是阶级的消亡,后是国家的消亡,最后才是民族的消亡。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样。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各民族的最完全的平等,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

  ——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保证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

  ——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切不满和摩擦的根源。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为受历史的限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不可能包括我国民族问题的所有方面,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方针,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我们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几十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研究和制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把握了正确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向,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这条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系列可行的民族政策。
  

  (二)我国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问题中的客观地位
  

  研究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不但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大部分都分布在我国的边境地区,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在全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少数民族地区占有1.9万公里。因而,民族政策,是否对头,直接关系到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与局势稳定,边境地区不稳定,我国的边防就难以巩固。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5%,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有1.5亿,全国的少数民族虽然只有9000多万,但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用正确的民族政策调整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消除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同心协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56个民族之间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其久远的历史渊源是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牢固纽带。但是,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亡我社会主义中华之心不死,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统一。尤其是近几年来,他们总是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起事端,煽动民族分裂。对此,我们如果对所出现的问题不进行研究,不相应地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来消除国外反动势力的影响,就很不利于我们反对分裂的斗争。
  

  我国的能源、矿产资源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但是近些年来,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与沿海地区比,差距则更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将会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同时导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心理上的严重不平衡,地区间、民族间收入差距悬殊,很容易引起新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因此,东西部的地区发展政策也是民族关系的调整政策。
  

  (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民族的存在是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同时又指出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列宁语),因此,毛泽东同志作出结论:“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既然民族存在,必然就有民族问题,同样,就应不断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
  

  其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会长期存在。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很不平衡,解放初期,有的已进入封建社会,有地则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有的处在奴隶社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民族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相互之间差距仍然很大,要达到共同繁荣,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期。
  

  第三,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压迫剥削和欺侮歧视少数民族,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虽然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各民族关系越来越融洽,但长期隔阂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个别人对民族政策的忽视,都不时引起一些风波,影响民族关系。要达到各民族在情感上的完全融洽,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
  

  第四,国际上的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和近几年来日益尖锐,必然对我们国内的民族问题产生影响。国际上民族问题的作用是长期的,我国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国内所有的民族问题,是不现实的。我们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必须考虑世界民族问题的长期影响。
  

  我国的民族政策是成熟的,也是一如既往的。虽然有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一些调整,但其基本原则和重要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决非权宜之计。民族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由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决定的。
  

  (四)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各不相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气候、产业以及人文特点也是千差万别。少数民族的牧区、石山区、干旱荒漠地区、高寒山区,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这些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多种多样和参差不齐的。这是民族问题复杂性的第一个特点。
  

  民族问题涉及面很宽很广,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各个领域,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从古到今的各个历史阶段,无处没有民族问题。这是民族问题复杂性的第二个特点。
  

  民族问题复杂性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敏感性。在国内的一些民族纠纷中,其起因大都是小事。虽然事小,但伤害民族感情便可酿成大事件。1989年,内有污辱伊斯兰教文字的《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导致全国穆斯林同胞的愤慨抗议。这提醒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民族问题还易产生国际影响,处置不当,则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被动地位。
  

  民族问题复杂性的第四个特点是民族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我国有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信仰宗教,有的是全民族信教。一旦出现问题,解决的难度则更大。
  

  (五)我国长期民族工作实践
  

  我国40多年的民族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0年来制定的基本的民族政策为今后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些基本政策包括: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等等。
  

  四、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原则
  

  在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实践中,几十年来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在民族问题上,历来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观之分,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不分大小、先进和落后,一律平等。而资产阶级则以所谓优劣来区分民族,只有“优等”民族才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依此理论,帝国主义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政策。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采取联邦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在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有100多个民族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并根据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我党建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根据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中国革命夺取政权后,我们党和国家既没有照搬一些多民族国家的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也没有硬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和民族分布情况相结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理论,针对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受到广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积极拥护和欢迎,促进了各民族的进步和繁荣。
  

  (二)把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地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马克思曾经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家的利益即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个民族的利益则是国家利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也许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出不一致,这虽然只是相对的,但必须把二者的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国家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尽量照顾各民族的利益,各民族也要从大局出发,服从和维护国家利益。如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办企业,企业要注意带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也要积极为办好国家的企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再如《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建议》中指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并提出要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使之与全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这就是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地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范例。
  

  (三)把促进各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是我们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和实现民族政策的重要目的。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很大,近些年来,这种差距越拉越大,引起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强烈反响。列宁说:经济利益是一切矛盾摩擦的根源。我国目前的民族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速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少数民族心理上的严重不平衡,造成沿海地区和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水平的过大悬殊,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的不协调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障碍。由此可见,民族团结是发展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前提和保证,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则是保持民族团结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在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地过程中,任何偏废其一都会导致民族政策的失误。近几年来,党和国家确定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对我国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四)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结合起来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系统工程。由于历史和许多客观原因,民族地区能源、交通、通讯基础建设落后,人才、技术严重缺乏,投资环境较差,其投资和经营的经济效益较差。我们在研究制定民族政策时,要注意促进民族地区改善投资条件,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不能光讲经济效益,还要从民族问题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出发,充分重视民族地区投资和经营的社会效益。安定团结,妥善处理好各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巩固边防,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社会效益,是万万不可忽视的。同时,相当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大草原、大森林和石山区、干旱荒漠区。加速他们的发展,对于保持和恢复生态良性循环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是应予高度重视的。如少数民族牧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光从经济效益看,其经济份额在全国所占比重很小,其肉类产量只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5%左右。但对于牧区20多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对于防止草原沙化退化,保护遏制沙漠扩展的生态屏障,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党和国家历来重视牧区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牧区发展的方针政策,牧区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五)坚持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国家帮助相结合
  

  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综观古今中外的民族发展史,凡是强盛的民族,都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单纯靠外部援助而强大起来的。因此,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精神,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同时,由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基础很差,自我发展的能力很弱,如果光靠自身的自然积累和发展,要赶上其他先进的民族,还要经历漫长的历程。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这些民族还需要国家对他们进行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加快他们的发展速度,使他们尽快赶上其他先进民族,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原来是一个财政吃国家补贴、人民生活贫困的落后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艰苦奋斗,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加之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植,现已达到财政收入超亿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凤凰模式”。
  

  (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民族制宜,因民族地区制宜
  

  民族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各民族的特点也大不相同。在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从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民族制宜,因民族地区制宜。如五十年代民主改革时期,汉族地区实行的是斗地主,分田地,划分阶级成分。而在少数民族牧区,则根据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的特点,实行的是“三不两利”政策,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不分牲畜草原,不划阶级成分,保证了牧区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而近些年来,有的地方和部门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没有加以应有重视,有些政策搞“一刀切”、“齐步走”,不但没有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反而影响其发展。如前几年经济过热主要是沿海地区超高速发展,导致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严重失衡。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则刚刚起步,还没有达到热的程度,有的地方甚至还只是稍有温度。但在压缩基建规模时,实行“一刀切”的政策,本来不过热的民族地区也同沿海地区一样压缩,使得民族地区刚刚起步的建设又停滞下来,政策上搞“一刀切”对沿海地区来说,只是切了“尾巴”,而对民族地区来说则是切中“脑袋”,使民族地区难恢复元气。
  

  由此可见,凡是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民族政策,其政策便是成功的。反之,凡是“一刀切”,忽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实行没有区别的政策措施,民族地区的发展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给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五、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方法与程序
  

  民族政策既不是单纯的地区性政策,更不是单纯的部门行业性的政策;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性的政策,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文化政策,而是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政策。相应地,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应有适应其需要的方法和程序。
  

  (一)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方法
  

  几十年来,我们在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1.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我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及政治、经济、人文特点。如从人口数字看,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只占8.04%,在少数民族中,壮族有1000多万,而珞巴族只有2000多人;从民族分布的特点看,回族既有聚居地区,又散居全国,而水族基本上只聚居于贵州省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其它地区则极少;从民族发展历史看,满族等多数民族解放初期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彝族、藏族等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农奴制社会,独龙族、鄂伦春族则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状态;从所处自然环境看,藏族、门巴族等民族生活在具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那里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而傣族、朝鲜族等民族则生活在平原地区,瑶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生活在高山丛林中,还有的少数民族则散居在汉族地区和城市;从产业特点看,京族、赫哲族善长打渔,蒙古族、哈萨克族则善长放牧;从宗教特点看,藏族、傣族信仰佛教,而维吾尔族、东乡族则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特点更是千差万别。
  

  要促进各民族的进步,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必须对各民族进行逐一的研究,以了解其各自不同的历史和特点,并制定适合该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如鄂伦春族解放前深居林海,以流动打猎为生,没有固定住所,生产生活及文化教育都较落后。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促进这个民族进步,拨出专款为鄂伦春族盖了居民新村,把他们请出山林定居,一方面帮助他们学习各种耕作技术,逐步实现转产,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经过四十年的努力,鄂伦春族现在已基本定居,学会了各种生产技能,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教育水平也不为提高,培养了一大批鄂伦春族的大学生、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基本上进入了现代民族的行列。再如基诺族,根据其生产特长和所处地理环境,当地政府大力帮助他们种植南药砂仁,仅仅几年功夫,这个解放初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便摆脱了贫困,人均收入达七八百元,人均粮食近千斤,过上了宽余生活,整个民族实现了初步的繁荣。
  

  2.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这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赖于整个民族地区的繁荣。因而,以各民族地区为对象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几十年来常用的研究方法。
  

  我国民族地区基本上分为两类地区;一是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二是民族散居地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较多但未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地区,以及民族乡、民族村和城市中少数民族较集中的街道等。不同的民族地区其地区特点、产业特点、地理环境特点以及经济文化特点都各不相同。如广西、海南、云南等民族地区,具有种植热带作物的优势;青海、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牧区具有发展草原畜牧业的优势;广西、贵州、川西、云南、宁夏等民族地区具有丰富的水电资源、矿产资源和土特产品资源优势;新疆、云南、西藏、内蒙古、广西、延边自治州等民族地区地处边境,具有对外开放、开展边境贸易的优势等等。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区别各民族地区的情况,对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如根据广西自治区水力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国家大力扶持广西自治区发展水电业和矿业,修建了天生桥、岩滩等装机100多万千瓦的特大型水电站,兴办了大厂锡矿,使之成为我国继云南省民族地区个旧“锡都”之后的第二个锡都。云南省德宏自治州地处边境,国家据此情况制定政策支持该州发展边境贸易,现在边贸额已达十亿元,边贸收入已成为该州的主要财源,使该州成为云南西南边陲最繁荣的重镇,经济发展很快,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过程中,过去往往只是进行定性分析。如在调查中只是采取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式,看到有的少数民族文盲率高,有的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原始,往往习惯于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形成所有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严重落后的概念,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不是很准确。若依此分析结果制定政策,就会对所有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同一政策,其实施结果必然达不到理想结果。如在民族地区推广以地膜覆盖为主要技术的“温饱工程。”这项工程选择海拔在1000米左右的高山区覆盖地膜种植农作物,能大幅度提高其产量。但由于没有对推广地区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有的地方不管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低海拔地区也加以推广,其结果不但没有实现粮食等农作物增产,反而浪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分析研究手段的更新,以及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已越来越多地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情况,把民族政策的制定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如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过去认为是普遍落后,而现在经过定量分析,就很清楚地知道哪一个民族、或分布在不同类型地区的民族的文化水平情况,以便针对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再如,过去都说民族地区人才奇缺,但通过定量分析,发现有的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比例竞高于汉族地区,而再进行定量分析,又发现这些民族地区的科技人才虽然比例高,但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县以下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更为缺乏。据此,应对民族地区内部人才分布政策进行调整。
  

  当然,目前在民族政策研究过程中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还是初始的,范围也还是狭小的。但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相信,今后在对各民族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反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民族政策将会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4.比较。比较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近几年来,这种方法也已逐步运用于民族政策的研究。
  

  民族政策研究中的比较分析,主要包括:

  ——少数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如彝族,解放前还处于奴隶制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跨越社会形态发展的伟大进步,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追古抚今,充分说明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如进行人口比较研究,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人口稀少,这就要注意在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时,尤其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比较。如经过比较研究,发现近些年由于种种原因,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造成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协调,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反映强烈。党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根据这个情况,明确指出“八五”计划期间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逐步改变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状况,使之与全国经济发展相适应。

  ——国内民族发展与国外民族发展的比较。如通过研究苏联、东欧的民族政策,以及西方欧美的民族政策研究,为我们国内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借鉴。特别是近期苏联民族问题的动向,更提醒我们国内要充分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加强民族政策的研究,制定出更加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政策。
  

  (二)制定民族政策的一般程序
  

  从几十年来制定民族政策的历史看,很难说已明确规定有固定和严格的程序。在此,只是借鉴以往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经验,叙述一般的操作程序。
  

  1.提出制定某项民族政策的必要性。提出制定某项民族政策的必要性,主要有两种方式和与此相对应的两个渠道:
  

  第一,预测式(或移动主动式)。即在政治社会发展出现某项大的转折,或国家出台某项全局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预测会波及、影响到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有必要针对这种必然的结果,而主动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提出这种预测式(或主动式)政策必要性的只能是掌握全局情况的中央和地方有关决策部门及其职能部门。如国家的“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和《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建议》,都明确制定了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第二,反馈式(或称为被动式)。即在既定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因为出现新的情况或原定政策不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出现某些问题或严重的事件,客观上要求制定新的民族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和替代原来不符合实际的政策。提出这种反馈式(或被动式)政策必要性的则是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运行过程中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的职能部门。如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民族贸易低息贷款政策,结果,各民族地方政府、商业部门、民族工作部门纷纷反映这项政策有碍于民族贸易,影响少数民族的基本生产和生活。人民银行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即制定了新的民族贸易低息贷款政策。
  

  2.进行调查研究,制定民族政策方案。当确定制定某项民族政策必要性后,便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草案,亦称为初步办法。
  

  调查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情况;国家和有关部门方针指向、政策措施规定及管理情况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草案。这一程序通常由民族工作部门或其他职能部门执行。如前几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问题非常突出,反映强烈,国家民委和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七个调查组分别赴1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贫困县进行深入调查,历时半年多,终于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意见报告国务院,为后来国务院制定出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
  

  3.论证,协商民族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某项民族政策草案提出后,为确保该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必须经过专家和权威人士的论证,并和有关部门以及少数民族充分协商。
  

  民族政策具有长期性和敏感性,一旦确定,则时效性较长和影响较大。因此,必须十分慎重。政策草案必须经有关专家和熟悉情况的权威人士的反复论证,千万不能草率从事和匆忙决策。
  

  协商民族政策,一是要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充分协商。因为少数民族的政策施行,必须是少数民族自觉自愿的。而且,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还拥有自治权,与民族地区协商,也是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遵重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自主权。凡是少数民族不同意或反对的政策,则应从长计议,切勿强行其事。二是与各主管部门协商。民族政策是综合性政策,涉及各个方面政策的协商和平衡,尤其是目前行业管理日益强化的情况下,这种协商更为必要。
  

  这一程序的执行通常为该项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制定部门。
  

  4.民族政策方案的试行和正式实施。某项民族政策经过论证协商后,即可作初步决策试行。民族地区的情况是复杂的。在政策试行中若基本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则可正式实施。若在试行中还有需修改的,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正式实施。这一程序通常由中央或地方决策部门执行。
  

  以上只是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一般方法,而且基本上只是传统的方法,致于现代化的方法应用,还自待于今后的艰苦努力。关于制定民族政策的程序,严格说,还远未具有法律意义。随看法制的健全,制定民族政策的程序也一定会得到逐步健全和强化。
  

  六、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
  

  民族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国家通过司法、行政措施予以实现。总的来说,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施,现在适合于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地区,基本上都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但是,一物两面,一个问题两个方面。问题所在的地方往往是经过努力工作取得成绩的地方,但又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也正是如此。从进一步落实或更有效地实施民族政策角度看,需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要深入持久地进行民族政策宣传教育。这是民族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措施。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少,有一部分居住分散,有些民族的某些方面的民族特点已消失或不显著,这些因素都易造成对民族问题的忽视、对民族政策的淡漠。中国曾在1952年、1956年和1980年三次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民族政策教育。各地也进行了这项活动,积累了一些经验,如有的地方总结出“三个结合”。三个结合是: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要同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相结合;重点教育和一般教育相结合,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少年;提高思想认识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过去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活动主要的不足是不够广泛。从块块讲,大多只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而在全国(包括民族散杂居地区)普遍进行不够;从条条讲,大多只在统战、民族工作部门进行,而很少在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普遍进行;从对象上讲,大多只在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而在广大汉族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不够。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广泛,全国几乎所有的县都有少数民族居住。除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散杂居民族居住地区,民族关系往往更为敏感。因此,加强这类地区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很有必要。这类地区的主要对象是汉族干部和群众,要教育他们懂得民族政策。民族工作也并非民族工作专职部门和统战部门的专利。事实上,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都与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的发展相关。因此,使政府所有工作部门都充分了解民族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只要全国所有工作部门和全体公民的最大多数人了解民族政策,民族政策的实施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
  

  第二,民族政策规定的内容要进一步提炼为法律法规条文,走法律建设之路。民族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民族政策的许多内容需要有稳定性;民族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需要每个公民必须遵守;因此,把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上升为法律法规条文,使其成为公民和组织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族法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1)《宪法》有关民族部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其它基本法律和法律中有关民族的条款;3)国务院关于民族问题的行政法规和决定;4)国务院部委有关民族问题的部门规章或条款;5)各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或行政规定;6)非自治地方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地方法规、规章和行政规定。有了这个初步的民族法规体系之后,就意谓着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已有法可依,有规可循。通过执法、监督检查等几个环节,有关民族问题的规定就能得到有效实施。民族法规体系的初步形成为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一条主渠道。以后的工作就是巩固、修缮、拓宽这一渠道。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工作是艰巨而急迫的。首先这一主渠道急待修缮,就自治条例的制定来说,到1991年2月底,全国159个自治地方,只有大约90个自治条例出台,约一小半的自治条例尚未制定出来,其中就包括5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有的自治条例虽制定出来了,但内容比较空泛,需要进一步充实修改。另外,还有执行机制问题,法律意识问题,等等。走法治之路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就中国民族政策的落实来说,也是一条康庄大道。
  

  第三,民族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是自治权的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则是这个主要内容的核心。自治法关于自治机关自治权的规定有二十七条之多,其它政策文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权益也作了一些进一步规定。普遍存在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关于自治权的许多规定比较原则(抽象),量方面的规定不够,可操作性(即可具体执行性)不强,在一些条件限制下,有可能落空或只能在较窄限度内行使这些自治权利。如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财政管理自主权,但因为事实上许多民族自治地方是“吃饭财政”,靠补贴过日子,谈不上自主管理。再如有些民族政策文件规定常用“优惠”、“照顾”这些字眼,意思是要优惠、照顾少数民族或民族自治地方,但优惠多少、照顾多少才适度没有规定。另一类问题是,在体制改革中,由于新旧体制转轨,一些以前的具体规定渐渐失效或名存实亡,需要新的具体规定补上来。如关于民族贸易,以前有一个“三项照顾”,现在已名不副实,急需要进行调整。改变自治权空泛和体制转轨中的问题的措施是,有关部门、有关地方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测算,结合本行业、本地方的情况制定出贯彻自治法的具体政策规定,以达到某种预定的效果与否作为检查自治权是否落实的客观主要根据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背贯彻执行民族法律政策的初衷。


来源:《代政策研究全书》

阅读:2515次
发表评论:
现在有14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标    题:
评论内容:
验 证 码:
* 看不清楚,换个图片
           查看所有评论     
 
 上一篇文章:妇女外流与西南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
 下一篇文章:12TEA茶人俱乐部

文章搜索
关键字:
天气预报
傈僳族歌曲-傈僳族服饰-傈僳族舞蹈-花傈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傈僳族节日-傈僳族酒歌-傈僳族文化-傈僳族研究-傈僳族乡-傈僳语-上刀山下火海-维西县
copyright © 2007 Lisuinfo.c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傈僳人民信息港 ·版权所有
公司地址:昆明市船舶工业区C44栋601室  联系电话:13700656344  传真:
在线客服: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联系邮箱: lisuinfo@163.com   滇ICP备11001518号

滇公网安备 53019102000021号